民国二十六年春
转眼我在省城已经住了三年,冬生还没有来。
我同秀燕一直通着信，由于我跟着父亲再三搬家，冬生又居无定所,许多同冬生的通信也由秀燕转寄。
冬生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来省城谋一个营生。他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,告诉他,我们走之后，他去了山东。那里有他父亲的朋友，一伙盘踞在山头上劫富济贫的草莽英雄。
父亲把信交给我看,我读了哭了一场,父亲也是沉默片刻,最后说：“冬生说的亦有些道理。男子汉大丈夫自当以建功立业为重。窃钩者诛,窃国者侯，如今这世道，那些盘踞四方的军阀也不比土匪强上多少。”
哭过伤心过，我亦无法,毕竟冬生说,等他攒够一些钱,就来省城谋生,或许能经营些生意。我所能做的只是等着，大概不过是多等些时日而已。
只是冬生还没来,父亲却过世了。
父亲经人介绍,在那间高中女校教了一阵书，他的咳疾却越来越严重,有一天昏倒被送进医院，却已经药食罔顾,没多久就撒手人寰。我在那间女校的学业也不得不终止,搬去同舅舅同住。
舅舅的经济状况也不好。裁缝店本是小本买卖,生逢乱世，家家户户都自感朝不保夕，过起节衣缩食的生活，自然没有很多人出来裁衣，裁缝店的生意也只能是得过且过。我没有书读，也不能呆在家里吃闲饭，正好邻居的姑娘金花在平海路的大戏院门口卖香烟，我便也置办了一副卖烟的担子，每天去大戏院门口卖烟。
冬生偶有书信，还会由秀燕那里陆续转来。他同一伙兄弟住在山上，每月下山采购的时候，也是他寄信来的时候，告诉我他在山上的生活。不仅他自己写信，他也替山上不识字的兄弟写信。直到第三年上，他的信便没有再来。
这一年北方战事吃紧，终于波及华东。每天听边上报童喊的号外，一会儿说南京调军死守上海，一会儿又说日本人的军舰已经开到东海海域。物价涨得离谱，一斤大米早上的价钱，到了晚上只能买到半斤。人心浮动，平海大戏院门口也越来越不太平，这种时节，来看戏的人自然少，小偷小摸甚至当街抢了就跑的人倒多得很。
早上拿出去多少香烟，晚上拿回来还是那些。挣不了几个大洋，舅母的脸色自然不会太好，又开始骂骂咧咧地抱怨米越来越贵，家里吃饭的嘴却不见少。表弟倒很高兴，因为不必去学堂了，学堂已经关门大吉。只是日子也愈发不好过，连挂在堂前的那块腊肉也已经拿下来充饥，虽说那点油水大部分进了表弟的肚子里，还是见他整天没精打采，一坐下来摊开书本就喊饿。
金花说东湖边上的鑫鑫饭店生意尚好一些，毕竟北山街后面的山上不乏这个或那个的公馆和别院，饭店隔壁的舞厅歌舞升平，照样每天开到深夜。虽然那里离家远，步行要一个钟点，我还是试了几天，但香烟却并不好卖，那边的来客看不上我这里的廉价香烟。幸好是早春，玉兰花刚开，金花教给我的法子，拿玉兰花苞穿了白线，姑娘喜欢别在胸前的扣子上，芳香馥郁。我拿去卖了卖，常常也能卖一些零钱。
鑫鑫饭店门口依旧车马繁忙，似乎没人把打仗当回事。傍晚时分，穿洋装的小姐挽着穿西装戴礼帽的先生，一对一对地去吃饭喝咖啡，那时候生意还是不错的。若不是我多管闲事，恐怕尚可以过几日太平日子，而不是发生后面的那些事。
春天里雨多，总是下得如烟似雾。那一天是一群年轻男女，似乎是大学生，在饭店门口会合。我躲在屋檐下，隐约听到是有人过生辰。那个过生日的女孩子穿浅蓝色上衣，玄色百褶裙，圆圆的脸，眼睛大而亮，有人叫她Miss丛，也有人叫她阿瑾。
一大群人热热闹闹，最后聚齐了往里走，不知谁的帕子飘到地上，正落在我面前。我捡起来看，见是一方绣了梅花的白色绸帕，角落上有一个“瑾”字，便料定是那位Miss丛的，赶上去还给她。
Miss丛很惊讶，回头说：“你识字，竟认得这个‘瑾‘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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