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章 杜绝私谒与制度信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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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集使制度改革之时，小兕正好参与了一些接待辅助工作。她亲眼见证了新政立竿见影的效果。

“往年此时，”她观察道，“鸿胪寺乃至各衙门都少不了各种私下请托、宴饮，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躁动和功利的气息。而今年则显得格外清静，朝集使们大多专注于公务汇报和材料准备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跑也没用，位置都冻着呢。”

她将这些观察记录下来，并附上自己的分析：“宋相这是运用了‘行为经济学’的原理。他提高了行贿的‘成本’（金钱和精力投入）的同时，使其‘收益’（即刻升迁）变得极不确定甚至为零。于是，理性的地方官自然会选择将资源投入到更能产生绩效的工作中去。这比任何道德说教和严刑峻法都来得更根本、更有效。它从制度上引导官员做出符合组织利益的选择。”

原来，岐山令王仁琛因是唐玄宗当藩王时的下属，就写个便条通知有关部门让给他个五品官。宋璟上奏反对：

“对故旧的恩典，也是有规矩的。授予他们官职，并非没有公道。王仁琛过去由于旧恩已经从优升迁过了，如今再破格提拔，就与别人不同了。况且，他又与王皇后是同族，更应该考虑到社会舆论。请求让吏部进行审查，如果没有大的过失，根据规定符合留京条件的，可以按照他的资历、劳绩稍稍从优提拔就可以了。”

唐玄宗同意了。

有一个名叫宋元超的候选官员，自称是宋璟的叔父，希望能得到吏部的关照。宋璟听说后，给吏部写信：

“宋元超是我的三堂叔，一直住在洛阳，平常很少见面。我既不敢因为他是我的长辈就隐瞒不报，也不敢以私害公。过去，他没有提到我，自然按照规定处理；如今，他既然提到了这一层关系，就应该矫枉过正，请求注销他的候补资格。”

宁王李宪请给候补官薛嗣先授予一个小官，唐玄宗将此事交付中书省和门下省处理。宋璟上奏称：

“薛嗣先两次担任过斋郎，虽然没有什么特殊贡献，但因宁王之故，当然可以给他一个小官。景龙年间，皇帝经常写手诏直接封官，称之为‘斜封’。自从陛下即位后，此等情况就杜绝了。不论是赏赐一人，或者是任命一官，都必须是因为此人有战功，或者有才能，也都要经过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层层审核。最为公平正义，只有圣人才能做到。薛嗣先幸而与皇家沾亲带故，陛下不能因此而不顾法律。允许臣等商议，希望陛下将此事交给吏部依法处理，不用陛下再下诏了。”

唐玄宗同意了。

这三件事共同指向一个核心：用“程序正义”取代“个人意志”，构建基于制度的信任。

对王仁琛：限制“特殊主义”

反对基于皇帝个人关系的超常规提拔，要求其回到官僚系统的常规考核程序（吏部审查）中，顶多给予“合规范围内的优待”。

对宋元超：“自我撇清”以维护程序纯洁

对自己亲属采取“矫枉过正”的严厉态度，是一种极其有效的“信号传递”：表明自己绝不徇私，从而强化了整个选拔程序的公信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