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平二年（公元1065年），汴梁仲夏。西垂的日轮将王府屋檐的暗影投满庭院，蝉声嘶哑，空气裹着热浪悄然散播。
颍王赵顼的书斋中，青铜冰鉴中散发着稀薄的凉意，却压不住少年心中盘桓的灼热思绪。
十七岁的赵顼，一身亲王常服，端坐在紫檀木书案后。他的身形已初具挺拔之态，眉宇间蕴着不同于常人天然的冷漠。但此刻，他盯着面前的澄心堂纸上的目光，却想着即将到来命运，沉淀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悲伤。
五年前，当他还是一个十二岁孩童时，一份来自遥远未来的意识骤然觉醒，融入这大宋最尊贵的血脉之中——颍王赵顼，当朝天子英宗赵曙的长子。
这五年里，他将这份惊天的秘密和那份后世带来的洞察力，小心翼翼地收藏在颍王温良好学的表象之下。如今，他已然明了未来的轨迹，却深知此刻自己只是潜龙在渊。权力的风暴核心，仍在英宗的福宁殿；而他眼前的天地，只能是这间挂着“修身进学”匾额的书斋。
侍讲官韩绛，身着端正的绿袍官服，坐在书案一侧，正逐句讲解着《孟子·尽心下》。
他语调平缓，带着长者的循循善诱：“故大王为民父母，使民盻盻然，将终岁勤动……”
言及此处，他特意顿了顿，看向赵顼，“殿下，此所谓仁君视民如伤，当体恤民力艰辛。”
赵顼抬起眼，面上流露出虚心受教的神情，目光澄澈：“韩先生教诲的是。民为国本，体恤百姓方为为君为父之道。”
他的声音清脆，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朗润。然而在他平静恭敬的外表下，一股更为复杂而迫切的想法正在悄然酝酿。
就在上个月，朝廷的邸报和英宗的只言片语中，那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再次强烈地冲击着他——国家财政艰难，国库空虚的警报频频传来。
其中，一份关于外藩岁币的条目，刺痛了他的神经。他深知，在那些庞大的开支条目中，存在着一个沉重包袱、却因其特殊身份而少有人敢于提及深究的症结：庞大的，如同寄生般日渐臃肿的宗室群体。
太祖太宗开枝散叶百余年来，宗室们享受着优厚俸禄，繁衍日盛，其中疏远支系更是数以千百计。
这些天潢贵胄，居于汴京或外放散地，虽无职事，却消耗着国家巨额的钱粮绢帛。他们在民间兼并土地、滋生事端，御史台的奏折早已堆积如山，却碍于“天家骨肉”之名，处置极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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